旧中国百病缠身，阴盛阳衰，死气沉沉，该如何起死回生？毛泽东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扶阳思想。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信奉“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坚持锻炼，修学储能，不断地提升一己之阳气。他在《心之力》中说：“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由此生发了最原始的救国愿望：“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这就推己及人，由“一己之阳”到“志同道合的一群之阳”。参加革命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出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号召。这个“星星之火”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为代表的正义力量，是“一口阳气”，虽然微弱，却充满希望。毛泽东正是将这一口阳气培养、护持、发展、壮大，以至成为燎原之势、通天之火，照耀了华夏，解放了中国。

纵观毛泽东及其时代，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黑暗”表现在腐败堕落、四分五裂、黑白混淆、乾坤颠倒，伟大表现在充满着斗争，孕育着崭新的生命。伟大的生命，必经伟大的斗争。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大斗争的风口浪尖，不是在斗争中新生，就是在斗争中灭亡。什么斗争？生死斗争、东西斗争、正邪斗争。生死斗争，指中国社会新生的、求“生”的本能力量与腐朽堕落反动保守的“死”亡力量之间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代表“生”，扶持“生”，扩展“生”，就是在“扶阳”。东西斗争，指传承数千年的东方文明与工业化狂飙的西方文明之间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代表中华民族，当仁不让，以“东”为主，独立自主，力拒“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文化入侵，这也是在“扶阳”。正邪斗争，指国内外有利于中华文明复兴的“正”义力量，与不利于中华文明复兴的“邪”恶力量之间的残酷斗争。毛泽东始终站在正义的一遍，扶持一切可以扶持的正气，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也是一种“扶阳”的策略。总之，毛泽东通过“扶阳”，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最后壮大了生的力量、东方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战胜了死的力量、西方的力量、邪恶的力量，迎来了中华民族的新生。

毛泽东的扶阳思想从哪里来？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还是他脑袋里所固有？抑或是哪个高人给出的锦囊妙计？都不是。唯一合理的答案是，他的思想从深厚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来。毛泽东是中国文化的儿子，他的思想之根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历史文化深处。下面，让我们从中医思维的视角，感悟一下毛泽东的扶阳思想吧。

一、阴阳平衡，以阳为主

毛泽东的扶阳思想，源自他的阴阳思想。毛泽东的阴阳思想，就是他的矛盾论、实践论、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等思想的集成。毛泽东重视阴阳，认为阴阳的斗争具有普遍性、绝对性，阴阳的和谐具有特殊性、相对性。在阴阳平衡问题上，毛泽东反对均衡论、静平衡、死平衡，主张动态平衡。为了维持有生机的动态平衡，毛泽东在阴阳问题上不是平均用力，而是倾向于重视、突出、扶持和加强“阳”的一面，以阳为主，促进平衡。这种思想与《易经》、《内经》以及中医扶阳学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病必求于本。”天地万物的变化，必须保持阴阳的动态平衡，然而，平衡中有“本”，掌握这个“本”才是治病的关键。《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里的“乾”代表“阳”，是“统天”的，处于主导地位；这里的“坤”代表“阴”，是“顺承天”的，处于从属地位。阴和阳是对等的、平等的，但不是一样的，各有分工，一体两样，阳为主导。

关于人体生命中“阳气”的重要性，古人有许多精辟的论证。《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强调“阳气”就像生命中的太阳，如果失去主导地位，就会折寿而亡。阳气肩负着保卫身体的功能。明代张景岳《传忠录》说：“人得天地之气以生，而有生之气，即阳气也。”明末清初李念莪在《内经知要》进一步强调：“天之运行，惟日为本，天无此，则昼夜不分，四时失序，晦冥幽暗，万物不彰矣。在于人者，亦惟此阳气为要，苟无阳气，孰分清浊？孰布三焦？孰为呼吸？孰为运行？血何由生？食何由化？与天无日等矣。”清代杨西山在《弄丸心法》中说：“阴阳之气，妙用无穷，人之一身，阴阳而已，二气之中，阳气更尊，气盛者强，气衰者病，气聚者生，气散则死，人之阳气，犹天之日，仰观乎天，可悟乎人。”当代大医李可在临床治病时也非常重视“阳气”，他说：“从养生治病的经历来看，阳微则病，阳衰则危，阳亡则死；所以救阳、护阳、温阳、养阳、通阳，一刻不可忘；治病用药切切不可伤阳。所以古人云：万病不治求之于肾。求之于肾就是救阳气。”

毛泽东重视“主要矛盾”是一种“重阳”的思想。他在《矛盾论》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所讲的“矛盾”，就是“阴阳”，“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所有矛盾中最主要的那个，可以用“乾坤”来象征这个矛盾，那么，其他矛盾呢？毛泽东把这些矛盾叫“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以用六十四卦中除了乾坤二卦以外的任何一卦来象征，如“复（姤）”、“临（遁）”等等，一卦中既有阳，又有阴，错综复杂。毫无疑问，毛泽东重视“主要矛盾”甚于“次要矛盾”，也就是重视“乾坤矛盾”甚于其他卦象代表的矛盾，为什么？因为“乾坤矛盾”是诸矛盾之“阳”，起着主导作用，“捉住了”它，一切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农大众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矛盾转变为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因为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所以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随之而变。如果不能及时转变，仍然停留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是十分危险的。譬如，“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一项政策，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就不能执行，如果执行了就会伤害抗日的地主及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而破坏统一战线大局，不利于抗战，不利于解决当前的“民族矛盾”，因而是错误的。为此，“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就适时地变更为：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这样才可以维持新的平衡。

矛盾是阴阳，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是矛盾中的矛盾、阴阳中的阴阳，而“主要矛盾”属“阳”，“次要矛盾”属“阴”。毛泽东重视主要矛盾的观点，与传统文化中“重阳”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站在阴阳之上看阴阳，是基于阴阳之上的太极思维，是阴阳一元的整体思想。而平均地对待阴阳，不分主次的阴阳，是二元对立的阴阳，是“二”，不是“一”。正如和稀泥、折衷主义、各打五十大板不是中庸之道一样，二元阴阳不是真正的阴阳思想。真正的阴阳有所侧重，侧重于“阳”，这个“阳”是“元阳”，是包容了阴阳的“大阳”、“太阳”，是万物持续生存的生命力。离开了这个“元阳”，万物就失去了生命，也就没有了阳和阴。清代火神派名医郑钦安在《医法圆通》中说：“总而言之，元阳为本，诸阴阳为标。能知诸阴阳皆为元阳所化，元阳变而为诸阴阳。”

人类社会充满着各种矛盾，无处不是阴阳。那么，什么是决定人类持续生存的主要矛盾呢？也就是问，什么是人类的“元阳”？毛泽东在其漫长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终于找到了答案。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的对立面是什么？人民常常与敌人、反动统治者或者物质世界（天地）相对应，它们构成不同视角的阴阳关系。在人民和敌人这对阴阳中，人民是“阳”，敌人是“阴”，必须以人民之“阳”克制敌人之“阴”；在人民和反动统治者这对阴阳中，人民是“阳”，反动统治者是“阴”，必须以人民之“阳”制约反动统治者之“阴”；在人民和物质世界（天地）这对阴阳中，必须以人民之“阳”调动物质世界（天地）之“阴”，领悟“人是第一可宝贵的”。需要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里把反动统治者视为“阴”呢？因为如果是人民主导的社会，就不存在统治者，更不存在反动统治者，只有人民的公仆。而人民的公仆是人民中的“阳”，不是“阴”，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讲到。总之，毛泽东把人民看作社会进步的动力，看作社会各类阴阳中的“元阳”是没有问题的。自古以来，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观点，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甚至有毁灭的危险。所以，毛泽东为人民中的精英配置了一味“君药”，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味药可以保障人类社会长生不老、长盛不衰。

二、阳主阴从，用阳化阴

“阳”既然是“阴阳”关系中的主人，那么“阴”就是“阴阳”关系中的客人了。所谓“客人”，有点像“客体”的意思，更准确地说类似于现代物理学中强调的“不确定性”。阴阳也好、主客也好，关系是平等的，但是分工有所不同。没有客就没有主。如果客人都走光了，或者一个客人也没来，那么，这样的主人还有意义吗？所以，主人要尊重客人、欢迎客人、为客人服务，把客人的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这是主人的职责；没有主也就没有客。如果客人来了很多，但是没有主人接待，没有主人服务，客人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样的客人还留得住吗？所以，客人要尊重主人、爱护主人、听主人指挥，在主人的引导下把自己确定起来。毫无疑问，这种阴阳关系，是人道，是应合天道的人道，总结成两句话，就是：阳主阴从，以阳化阴。

《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中华先贤看来，自然界的天、地、高、低，由“时位”决定，有事实上的“不一样”，无道德上的“不平等”。由此启发人类，“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人类的男女关系可以取法自然界的天地关系，它们蕴含着相通的“乾坤”之理，于是就有了正确的伦理关系，即“男尊女卑”。进入近代以来，一些国人误以为“男尊女卑”是歧视女性的落后文化，加以抛弃。其实，他们搞错了。难道“天尊地卑”，就说明歧视“地”了吗？“卑高以陈”就说明歧视“卑”了吗？没有的事。“尊卑”只是一种“主从关系”的表达而已。

天尊地卑，意味着天主地从，难道自然界不是这样吗？天有时空变化，地才有春夏秋冬；天有不测风云，地才有电闪雷鸣。男尊女卑，意味着男主女从，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啊！男女的这种关系，由他们的本性和结构所决定。离开了“男主女从”这一原则，现代人追求的所谓“男女平等”，实际上是，男人要的女人也要，女人要的男人也要，男女争衡、争胜、争吵，互不相让，这样的关系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也不能增加男女的福祉，恰恰相反，它破坏了男女自然的互补关系，是当今家庭破裂的元凶。“阳主阴从”是自然法则，不得违反。

明代张景岳在《类经》中强调“阴以阳为主”的诊疗准则，他说：“阳之为义大矣。夫阴以阳为主，所关造化之源，而为性命之本者，惟斯而已。夫阳化气，阴成形，是形本属阴，而遍体之温者，阳气也；一息之存者，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及其既死则身冷如冰，灵觉尽灭，形故存而气则去，此以阳脱在前而阴留在后。”明末清初李念莪《内经知要‧阴阳》继续论证了“阳主阴从观”，他说：“万物皆听命于阳，而阴特为之顺承者也。阳气生旺，则阴血赖以长养；阳气衰杀，则阴血无由和调。此阴从阳之至理也。”以气血关系而言，气为阳，血为阴，气行血行，气旺血旺，气衰血衰，由此证明“阴从阳之至理”。

毛泽东的“阳主阴从”首先体现在他“党指挥枪”、“政治主导军事”、“党领导一切”、“政治第一”等革命口号中。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党委”和“军委”的分工问题，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这是真实不虚的斗争，是阴阳斗争。以朱德为代表的旧军队习气是“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军队文化是“阳”；以军事问题为主是“阴”，以政治问题为主是“阳”……这个斗争发展到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时，一度罢免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冲突可谓激烈。然而，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斗争中产生了共识，在斗争中结晶了成果，形成《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党指挥枪”、“政治主导军事”这些正确的建军原则，完全符合“阳主阴从”的道理。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党指挥枪”的原则，又进一步发展为“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的原则。在谈到政治与经济、技术的关系时，毛泽东曾于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是毛泽东对“阳主阴从”重要性的政治解读，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传统文化观点的理解。毛泽东认为：红、思想和政治都是“阳”的力量，代表事业的统帅、灵魂和方向；专、经济和技术都是“阴”的力量，代表着事业发展的基础。如果“阳”不能主导“阴”，那么“阴”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毛泽东的告诫是正确而深刻的。

毛泽东谈到的一切阴阳思想都是有“主”的阴阳。我在这里列举了一些特别具有毛泽东思想意味的十六个阴阳对子，供大家欣赏。理想与现实，理想主导；精神与物质，精神主导；理论与实践，理论主导；领导与群众，领导主导；政治与军事，政治主导；朋友与敌人，朋友主导；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主导；团结与斗争，团结主导；战略与战术，战略主导；左与右，左主导；民主与集中，民主主导；一般与个别，一般主导；红与专，红主导；好事与坏事，好事主导；正面教材与反面教材，正面教材主导；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主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总之一句话：阴阳平衡，阳主阴从。

当代扶阳派代表人物卢崇汉先生曾总结了扶阳医道的“三十六字”方针：“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前二十个字好理解。火，即阳也。以火立极、以火消阴，都是扶阳的意思。后十六个字不好理解。什么叫“扶阳抑阴”？什么叫“用阳化阴”？二者有何区别？确实不好理解，有些专业中医也不能理解。我这里从党史的视角，借助毛泽东思想，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很好理解了。

所谓“扶阳抑阴”，就是在阳气不足、阴气很盛的时候所采用的办法。当年，毛泽东开展井冈山的斗争时期，是典型的“阴盛阳虚”。也就是卢先生所说的“病在阳者”——阳虚病。“阴盛”表现在外部敌人强大，国民党军队是红军的几十倍之多；内部也是阴气盛行，包括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残余部队从旧军队里带来的旧制度、旧文化、旧作风，还有党中央的领导不成熟、党员干部的素质不高、党的组织化程度不高、根据地人民的觉悟程度也不高，等等。“阳虚”表现在合格的党员干部数量很少、红军队伍的规模有限、可供周旋的根据地面积不大、经济物资极度匮乏、少数积极分子不团结，等等。如果从中医的角度看，此时的红军是带着“病”的，是严重的“阳虚”证候，尽管是成长中的疾病，但也需要合适的方法调理，否则不可能发展壮大。

毛泽东的办法是什么？“扶阳”和“抑阴”两手。扶阳，就是发展党、发展统一战线、发展根据地、发展红军、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党、政、军、民”一体化组织，从“星星之火”开始发展壮大；抑阴，就是不断地粉碎敌人的“进剿”、“会剿”、“围剿”，不失时机地打击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批判党内错误思想。因为敌强我弱，所以在这个时期，还不能打大城市，不能打阵地战、消耗战，只能打游击战。也就是说，扶阳是主要的策略，而抑阴只是辅助的策略；扶阳是“君药”，抑阴只是“臣药”或“佐药”，经过长达四年多的奋斗，我们的红军队伍一度从700多人发展为10万大军，成功跨越了井冈山时期的“阳虚”阶段。后来，临时党中央来到中央苏区，不知当时红军的“阳虚”性质，不知“扶阳”为主，反而试图大规模、快速地“抑阴”，以致产生了“虚火”，犯了冒险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逼迫红军走上了长征之路。这个失败不是毛泽东的失败，恰恰反证了毛泽东思维的高明！

所谓“用阳化阴”，就是阳气旺盛、阴气不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办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展起来了。1937年9月，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结成，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阳气”正在迅猛增长，在内部已经超过了阴气。此时的军队是健康的吗？仍然不健康。因为此时的军队“阳盛阴虚”，有卢先生所谓的“病在阴者”——阴虚病。“阳盛”体现在军队有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领导，找到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部队指战员士气高涨，英勇善战等方面；“阴虚”体现在队伍的数量不多，装备落后，经济物资仍然匮乏，干部中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歪风邪气，这些“邪气”与“正气”相比，虽然不是主流，但它同样制约了事业的发展，使部队得了“阴虚”证。百团大战，就是在“阴虚阳亢”的状态下，与敌人展开的，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却大伤了元气，得不偿失。阴阳如果不能在更高维度上恢复平衡，这样的仗是不能打的。

毛泽东治疗“阴虚”的办法是什么？与扶阳派中医师卢崇汉的方法不谋而合，就是“用阳化阴”。不要满足于当前阳大于阴的现状，因为阴虚，所以当前的“阳壮”只是“虚亢”，不是真壮、真强，必须有自知之明。所以，毛泽东认为，当自己还不是足够强大，当自己的阳气还不是纯阳的时候，不要与敌人决战，像百团大战这样的战役，提前暴露了自己的实力，以弱斗强，是不合适的。所以，正确的方法，不是急于与敌人决战以“去阴”，而是以现有之“阳”去化体内之“阴”，使之臻于“纯阳”。如何“用阳化阴”呢？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味“真药”。通过整风，驱除体内的错误思想，削平各个山头，实现五个统一：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文化、统一组织、统一行动，让体内阳气进一步壮大，以臻于“纯阳”，从而治愈当时的“阴虚”。果然，延安整风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阳气更旺，在解放战争中表现突出，真正做到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总之，井冈山时期与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期，它们所患的症状明显不同，一个是“阳虚证”，一个是“阴虚证”，而毛泽东用的药却只有一味，那就是“扶阳”。当然，毛泽东扶的是生命的元阳，是“阳主阴从”的“阳”。这个“阳”越旺，生命力也越旺，组织的肌体就越健康。我想，火神派的医生们之所以在扶阳的一元思想指导下攻城略地，建功立业，治好了许许多多疑难杂症病人的原因，恐怕与毛泽东在救治中国社会时所用的“扶阳”策略是一致的吧！

三、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我们说阴阳平衡，阳主阴从，阳是主人，这个主人该如何当呢？不是什么人都会当主人的，合格的主人是有道的。关于“主人”的要求，《易经》、中医和毛泽东大体有类似的表述。

《易经》认为，主人应该在下位才是合理的。譬如，《泰》卦，就是代表阳的“乾”卦在代表阴的“坤”卦下面，形成“地天泰卦”，天在地下，天气清往上走，地气浊往下走，这样上下交流，才能通泰、吉祥、亨通。《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只有这样的状态，才能以人道合天道，领导老百姓。如果反过来，“乾”在“坤”上，也就是天在天上，地在地下，上下不能交流，失却人道，成了“否卦”，闭塞不通，故不适合当主人。这样的主人是不合格的。

《黄帝内经》认为，阴阳合和的关键在于“阴平阳秘”，也就是说“阴气要平和，阳气要固密”，与《泰卦》讲的“阳在阴下为泰”有异曲同工之妙。《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如果阳气过于强势，不知密守，就会与阴气相脱离，以至阴阳隔绝，危及生命。

毛泽东要求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相信群众，关心群众，做人民群众的公仆，为人民服务。这不正是“阳在阴下”的《泰卦》意向吗？不也是《内经》所要求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吗？我们说，毛泽东是扶阳的大师，他以扶阳的理念救治了我们这个民族，他是怎样扶阳的？他有完整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总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根系。

在毛泽东的字典里，领导是人民中的领导，群众是人民中的群众，领导和群众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在人民这个太极里，领导属“阳”，群众属“阴”，领导在下位，群众在上位。毛泽东强调领导为群众服务，而从不强调群众为领导服务。前者是《泰》的表现，是扶阳的表现；后者则是《否》的表现，是不能强调的。广义来说，“为人民服务”适合于一切人民，一个人哪怕多为一个人服务，他就有了价值感、荣誉感；狭义来说，“为人民服务”主要是针对党员和领导干部说的。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把自己服务好了，就是合格的群众了；如果他还能多为几位别的群众服务，那么，他就成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就不是一般群众了。对于领导、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来说，他们相对的能量大、力量大、掌握的资源多，所以有义务、有能力为人民服务，他在服务的过程中有着更多的价值感与荣誉感。

作为扶阳工作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对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有着较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是阳气，是阴气的主心骨，必须确保阳气充足，才能保证事业的成功。于是，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毛泽东总是以身作则，在要求自己的同时，也要求党员干部，不断地修炼和完善自己，打造一个个纯粹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就是一个“阳气充满的人”。

关于共产党员，毛泽东的要求是极高的。他于1937年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说：“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进一步要求“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显然，这样的共产党员越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之阳气就越旺盛，成功就指日可待。

关于领导干部，毛泽东的要求就更高了。因为领导干部是从优秀的共产党员中提拔上来的，是“阳气”更足的先进分子。教导大家怎样做好领导干部，也是毛泽东作为革命导师的中心工作之一。1937年，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说：“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毛泽东要求成万数的干部，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以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扶阳思路。群众领袖、干部、党员和积极群众数量与质量的不断发展，就是阳气发展的证明，当阳气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过阴气（指国民党代表的反动势力）之时，革命就成功了。

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必须足够优秀，还必须足够低调，自觉地遵守纪律，不能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不能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要谦虚、谨慎、夹紧尾巴做人。所有这些要求，都是“阴平阳秘”的要求，老百姓要“平”，即太平、安康之意；党员和领导干部要“秘”，即虚心内守、默默承担、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37年，井冈山过来的老红军黄克功在延安犯了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临行前，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写道：“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949年3月，当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宣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工作，都是遵循了“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法则。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感受道毛泽东的扶阳思想博大精深，他的“扶阳”，不仅是让“阳气”数量上的增长，也不是扶持“阳气”高高在上，而是鼓励阳气、锻炼阳气、提纯阳气、引领阳气向下以得到更多的锻炼和持久的成长，这与中医扶阳学说是不谋而合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扶阳”的说法不多，但是他做得很好，他扎扎实实地把我们这个民族的“阳气”从“命悬一线”的危险状态壮大到“祖国江山一片红”的纯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一些“扶阳”经验，值得当今中医扶阳派及广大医学工作者学习和继承。

四、阳入阴下，引龙潜海

阴阳要平衡，阳不足，扶阳；阴不足，怎么办？扶阴吗？不是。扶阳派卢崇汉先生提出了“引龙潜海法”——引阳入阴，阳入阴下，用阳化阴的方法。也就是说，当阴不足，仍然可以用“扶阳”的办法解决。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深入理解此处之“阳”或“龙”，指的是人体的“真阳”。“阴不足”的根本原因，还是“真阳”不足，不能很好地“化阴”，如果真阳发挥作用，阴气就会补上来，从而达到更高水平的阴阳平衡。

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说：“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愈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诸书称为真阳。”真阳，又称元阳、命门火、相火、阴火、虚火。虚火上冲，元阳外越，就会生病，表现为“阴虚阳亢”的假象，此时，不能被假象迷惑，而采用“滋阴降火”的办法，误伤人体真阳，使得雪上加霜。郑钦安认为，命门火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与人的生命相关。有命门火则生，无命门火则死。命门火在下（居于肾之中），与在上的君火（居于心之中）遥相呼应，形成上下交流的循环系统。命门火应潜藏而不应外露，外露则为真阳浮越或虚火上炎，就会生病。解决之道：坚持扶阳，使命门火旺，能够归位，能够归舍，使人体这条“龙”潜入海底。这是中医扶阳学派的精髓所在。

如果大家还不能理解上述扶阳思想，那么，看看毛泽东的扶阳举措，就会豁然开朗。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的救治，也需要扶阳。扶阳的关键是扶持社会之“真阳”。什么是社会之“真阳”呢？以我的解读，毛泽东心中的“真阳”，是人民群众中的“英雄”。这个英雄越多、越旺，社会的阳气就越足。如果真英雄少了，社会就表现为“阳虚”；如果假英雄多了，社会就表现为“阳亢”。两者解决之道，只有一个：扶持人民群众中的真英雄。真英雄，真阳也，命门火也。

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3年，他在《组织起来》中说：“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1944年，他又在指导谭政写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中说：“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一经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的。”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强调“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接着又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毛泽东反复强调群众中蕴藏的英雄、诸葛亮、正气、热忱、创造性与积极性等等，相当于中医扶阳学派中所说的“真阳”、“相火”、“命门火”、“阴火”。与之相比，共产党及其领导机构就相当于“君火”、“阳火”，君火必须与相火、阳火必须与阴火结合起来。这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群众路线”的原因。党员干部来自群众。群众英雄是先天之火，党员干部是后天之火，后天来自先天，党员干部持续成长的动力来自人民群众，后天之火源源不竭的根本在先天之火，这与中医扶阳学派的思想别无二致。

革命起来，也会出现“虚火上扬”的病态，譬如，1927-1928年遍布全国的农民暴动，这就是由农民中的英雄人物带领农民不顾当前“阴盛阳衰”的实际，而产生的盲动主义行为，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如何调理这样的病态呢？毛泽东的办法是“阳入阴下，引龙潜海”。他自己率先将秋收起义部队引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从扶阳的视角解读这一行为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阳气”主动地往下走，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去化解人民群众中的“阴气”，激发人民群众中的“阳气”，以阳化阴，引龙潜海，最后化育出一部《古田会议决议》，提升了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的“真阳”，治愈了1927年下半年以来的“盲动主义病”（即阳亢虚火病）。

井冈山的道路是正确的，井冈山的经验富有伟大意义。如果把共产党与红军代表“阳”的话，广大根据地人民就是“阴”，阳入阴下，阳气轻盈朝上走，阴气浊重朝下走，阴阳交媾推动了阴阳双方的动态平衡。阳在的阴的压迫得到了锻炼、成长；阴在阳的熏习、感召、宣传、发动、组织、武装下得到化育，人民群众中孕育的“真阳”不断地增长，推动了整个事业的“阳气”生长。阳气生长了，事业就进步了。井冈山根据地，一年后成功地发展成为更大、更成熟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可以说，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就是“扶阳”的经验，简言之，就是毛泽东概括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功的要点在于：阳入阴下，以阳化阴，阴阳平衡。

由此推而广之，阳气如何锻炼？真阳如何增长？井冈山模式是值得借鉴的道路。解放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这种成功模式在和平年代的运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城市青年，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再也没有战火纷飞、雪山草地、艰难困苦的考验，他们如何修炼自己的素质，提升自己的阳气，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呢？仅仅靠学校和书本的学习可以吗？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认为“不可以”。为了红色中国的江山永固，毛泽东毅然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后来又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显然，毛泽东自己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受益者，1927年10月，他引兵井冈山时只有34岁，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也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他在井冈山“阳入阴下”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斗争经验，锻炼了自己，成就了事业，他和他的战友们是尝到甜头的，所以当然希望把这一宝贵的人生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如他所愿，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过“阳入阴下”的锻炼，如今大多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材。

阳入阴下，引龙潜海，是中医扶阳学派的精髓思想。在这个原则指导下，中医大师们治愈了无数的疑难杂症，令世人赞叹。这条原则，在毛泽东那里，就不止是治愈病人的问题了，而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精英，治愈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痼疾，使得我们民族阳气充满地走在复兴的大道上。这不是大中医是什么！

五、阴中求阳，阳中驱阴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互根，阴动可以生阳，阳静可以生阴，阴阳在交流中相互转化。中医以此原理指导治病，动态地调整阴阳，将不平衡的阴阳关系恢复到新的平衡关系，从而疗愈疾病。明代张景岳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根据道家阴阳鱼的图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鱼眼：一个是阴中之阳；一个是阳中之阴。所谓“阴中求阳”，就是善于发现阴中蕴含的“阳”的力量，扩大这股力量，就是中医的“扶阳”的思想；所谓“阳中求阴”，就是善于发现阳中蕴含着的“阴”的力量，扩大这股力量，就是中医的“滋阴”的思想。然而，从更高的太极思维看，从生命的元阳看，从扶阳学派看，“阳中求阴”还可以理解为“阳中驱阴”，将阳中之阴驱赶走，从而生发出生命之“纯阳”，以提高生命的质量。这是更高境界的医学，许多中医师不能理解。下面，我们结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什么叫“阴中求阳”，什么叫“阳中驱阴”。

先看毛泽东的“阴中求阳”。

毛泽东善于从“农民中求阳”。农民相对地主、城市人、统治者，处于“阴”的地位，这个“阴”在旧中国是很大、很重的比例。许多知识分子、先进分子并不看好农民，认为农民是社会落后的主因，完全不可依靠。在革命年代，一般人以为农民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而毛泽东正好相反，他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代表着社会进步。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什么“变动”？就是动摇几千年宗法专制统治的基础。不仅如此，农民中还蕴含着中国革命的先进分子——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彭湃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来自农民；还蕴含着着中国革命的生力军——中国工农红军；还蕴含着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联盟。总之，农民，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民，一点也不过分。

毛泽东善于从“妇女中求阳”。妇女相对男人来说是“阴”。从数量上说，男女比例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一百年前，妇女的地位曾一落千丈，沦为“夫权”的奴役。当时人们认为生产、革命和战争是男人的事，不需要妇女参加。这是不懂阴阳，更不善于“阴中求阳”的表现。在毛泽东心中，“妇女能顶半边天”。提升妇女地位，从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参加革命开始。早在1934年，当中央苏区下辖村镇百分之70-80的青壮年男士参加了红军，后方只有老弱病残和妇女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就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说：“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妇女同志纷纷走出闺房，参加生产劳动，不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经济上独立起来，逐渐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在战场上，当代的花木兰、穆桂英也一批一批地涌现，如红色娘子军、长征路上的女红军、八女投江、赵一曼、江姐、刘胡兰等等英雄故事，一点也不输给儿郎。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说：“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是典型的“阴中求阳”的思想。今天，中国妇女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一定要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善于从“敌人中求阳”。毫无疑问，敌人相对我们属“阴”，这个“阴”中有没有利于我们的“阳”呢？毛泽东的答案是肯定。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有一条“优待俘虏”。为什么要优待俘虏？为了瓦解敌军。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建立了这个原则并认真执行，凡放下武器的敌人，不杀，不辱，而且给路费回家，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不愿意参加红军的欢送。这样的政策执行了二十年后，在解放战场上，国民党军深知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真实不虚，常常成建制地弃暗投明，战场起义、投降、叛变的总数高达188万人之多。这是生动的“阴中求阳”案例。另外，在惊心动魄的隐蔽战线上，基于同样“阴中求阳”的道理，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敌人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充满矛盾，有阴有阳，有阴中阴，有阴中阳，我们可以利用其中的“阴中阳”（实际上是我们的朋友）来对付最顽固的“阴中阴”（这才是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将这种斗争总结为：“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1940年《论政策》）建国之初，国民党被俘的高级将领一千多名，多数是杀人如麻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主张：一个不杀，全部关起来劳动改造。他的理由如下：“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另外，一开杀戒，会有很多人头落地；有可能误杀；还消灭了活证据等等。十年后，第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杜聿明曾声泪俱下地发表感言，他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反顾！”他们这些战犯经过十年的改造，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这就是毛泽东“阴中求阳”的成果。

除了上述方面，毛泽东“阴中求阳”的领域还很多，譬如，在群众中寻找诸葛亮；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把贫穷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以对付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向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团结美国人民以对付美国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压迫；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金钥匙，等等，都属于“阴中求阳”的大智慧。这些智慧，完全可以指导中医师，用于人体疾病的诊疗法则。

再看看毛泽东的“阳中驱阴”。

朋友中有“敌人”。我们知道，毛泽东常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但是许多人不知道，毛泽东还会问：敌人中有朋友吗？朋友中有敌人吗？在敌人中找朋友，是“阴中求阳”；在朋友中找敌人，就是“阳中驱阴”。青年毛泽东与朋友之间有个“三不谈”的约定：不谈女人、不谈金钱、不谈俗事。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家，朋友当着毛泽东的面，给家中仆人安排生活琐事，耽误了半天时间，毛泽东随后跟他绝交了。青年时代，毛泽东最要好的朋友萧子升，才华横溢，曾一起携手游湖南，关系甚笃。后因彼此信仰不同，选择了不同的革命道路，一个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加入了国民党。尽管毛泽东曾反复劝说、争取，终究不能挽回友谊，不得不分道扬镳。因为大是大非的信仰问题而与最好的朋友诀别，也是一种“阳中驱阴”的行为，非如此不能修得“纯阳”。古人云：亲贤人，远小人。正是这个道理。

红军中有“邪气”。1927年9月秋收起义，毛泽东亲手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随后在三湾村进行了改编，淘汰了军队中的动摇分子，这是第一次驱阴。随后，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发现军队中残存了许多从旧军队中带来的旧文化、旧习惯和旧制度，大体包括八个方面：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经过一年多一次又一次的“驱阴”斗争，终于在古田会议上得到彻底清除，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作为红军“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塑造了我党我军的灵魂。这个过程是典型的“阳中驱阴”。在人民军队的成长过程中，“驱阴”运动是经常进行的，所以，才有后来赤红赤红的人民解放军。

统一战线中要注意“防阴”。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反对毛泽东“又联合又斗争，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主张。究竟哪条路线是正确的呢？当时，许多人知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的道理，赞成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主导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是好事，是“阳”事。然而，阳中有阴，好事中也蕴含着危机，却是许多人没有看到的一面。国民党蒋介石既有合作抗日的一面，也有积极反共、溶共乃至灭共的一面，如果不小心预防，并独立自主地展开斗争，轻则破坏统一战线，重则妨害抗战大局。项英跟王明一样，只知道与国民党合作，不知道与国民党斗争，对毛泽东先后十多次电令“要防止国民党的阴谋”置若罔闻，最后导致“皖南事变”，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牺牲。皖南事变证明了毛泽东“阳中驱阴”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成功地粉碎了敌人三次反共高潮，既维系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不破裂的大局，又防止了国民党企图溶共、灭共的阴谋，还在抗日战争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了我党我军的队伍。所谓“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策略，就是联合朋友之“阳”，驱逐朋友之“阴”，最后壮大我方之“纯阳”，从而推动事业的前进。

党内也有“阴风”。毛泽东常说：不要认为，一入了党就是圣人。“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那些“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身上有“百分之十”的非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邪气”，就是“阴风”，怎么办？1942年，我们党内军内就弥漫着这样的风气，当然，这股风就像毛泽东说的，“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这股逆风、歪风是在党的事业生命整体呈现“阳”性的局面下残存的“阴风”，只有驱逐了这股阴风，革命事业才能出现“纯阳”之象。怎么办？毛泽东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方针。经过长达三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削平了各个山头，实现了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为行将到来的解放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又是一个典型的“阳中驱阴”的例子。

毛泽东是扶阳大师，也是驱阴大师。他的诗词表达了他在“驱阴”上的雄才大略。1961年，毛泽东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云：“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其中白骨、愚氓、妖、鬼蜮、妖雾都是“阴”的代表，金猴、玉宇、孙大圣是“阳”的代表。毛泽东始终欢呼“孙大圣”除妖，为的是“玉宇澄清万里埃”。1963年，他又给郭沫若写了一首词，名曰《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最后讲“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当然，毛泽东深谙阴阳之道，没有绝对的阴，也没有绝对的阳，阳可以转化为阴，阴可以转化为阳，好人可以变为坏人，坏人也可以变为好人，好事可以转化为坏事，坏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那么，有没有一个标准权衡好坏、阴阳呢？有。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了，他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这是最宏观的阴阳标准，或者说扶阳标准。凡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真理，就是“阳”，这个“阳”相当于中医学说中所说的“真阳”、“元阳”、“命门火”，必须坚决地加以扶持，发展壮大；凡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错误，就是“阴”，是“真阴”，代表死亡的力量，必须改正、纠正或者驱除。

生命型事业的关键在于“扶阳”，而“扶阳”的关键在于“阴中求阳，阳中驱阴”。首先，要善于发现“阴中之阳”，并扶而大之，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其次，要善于发现“阳中之阴”，并批而驱之，从洪水滔天到消灭殆尽。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医用之救人，毛泽东用之救国。

六、建党基层，畅通经络

经络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之一。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是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黄帝内经》曰：“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 经脉具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特点，它“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经络深藏于皮肉中，无法以解剖的方法用肉眼看到。即便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无法观测到经络的物理存在，但是，东西方医学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确实存在。经络通畅，百病不生；经络堵塞，疾病丛生。这就是经络的神奇之处。

一般而言，经络有三大功能：一、联系脏腑。《灵枢·海论》指出：“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等组织器官，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的协调与统一，完成正常的生理活动，是依靠经络系统的联络沟通而实现的。二、运行气血。《灵枢·本藏》指出：“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能将营养物质输布到全身各组织脏器，使脏腑组织得以营养，筋骨得以濡润，关节得以通利。三、抗御病邪。《素问·缪刺论》说：“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留⽽不去，⼊舍于孙脉，留⽽不去，⼊舍于络脉，留⽽不去，⼊舍于经脉，内连五藏，散于肠胃。”外邪侵犯人体由表及里，先从皮毛开始，经孙脉、络脉、经脉，而达于内脏。与之相应，人体卫气也由表及里、层层防御。经络是防御疾病进入内脏的最后屏障，所以重要性突出。

在正常生理情况下，经络有运行气血、感应传导的作用，而在发生病变情况下，经络就成为传递病邪和反映病变的途径。由于经络有一定的循行部位和络属脏腑，可以反映所属脏腑的病证，因而在临床上，就可根据病症出现的部位，结合经络循行的部位及所联系的脏腑，作为疾病的诊断依据。在治疗上，无论是针灸、推拿或药物治疗，都是通过调整经络气血的功能活动，进而调节脏腑机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以上关于“经络”的基本知识，对于非医人士来说比较费解，即便是专业中医，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因为不懂中医的经络学说，所以在临床治病的效果上就会大打折扣。提升中医师的理论水平，是当前振兴中医的重要内容之一。怎样更好地理解经络和运用经络呢？现在流行的，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去研究中医、解读经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科学思维是抽象的、微观的、局部的、精确的与务实的“体思维”，与中医思维擅长的类象的、宏观的、整体的、模糊的与务虚的“象思维”，是不同维度的，后者有着更高的维度。所以，发现和理解经络，需要我们运用更高维度的中医思维，而不是科学思维。我们一直强调毛泽东的思维是中医思维。这里，我们不妨从毛泽东思维与中国革命史的全新视角，以高超的象思维，来解读经络。这是一个耳目一新的解读，或许可以帮助医学界揭开经络之谜。

现以国共两军为例说明情况。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假如国民党军（白军）一个团（千人）与共产党军（红军）的一个团（千人）相遇，这两支部队有什么不同吗？从表面看，两军都有团部、营部、连部到排、班的军事指挥系统，这个没有两样。另外，白军的军容可能更加整齐，服装统一，武器先进；而红军可能破衣烂衫，武器落后，军容并不好看。如果两军交火，哪个会打胜呢？以我们对中国革命史的了解，在数量相等的情况下，红军一定能打败白军。红军靠什么打败白军？靠破衣烂衫和落后武器吗？显然不是。必须从深层次审视，才能找到他们本质的不同。红军能打胜仗的秘密在于：他是一支有“经络”贯穿的队伍；而白军没有。

红军的“经络”在哪里？跟人体的经络一样，用肉眼看不到，它深藏在这一千人的队伍之中。这条“经络”由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组成，他们分布在团委、营委，一直到基层的细微末梢——连、排、班，共同构成了贯穿队伍上下的一条暗线。我们知道，在一千人的红军队伍中，可能有300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多的时候，甚至有700-800名党员。团委，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是整个队伍的头脑，负责政治、军事、经济、后勤等全部工作的决策与指挥，并通过营委、连部和基层党员将指令层层下达；营委，也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层指挥机构；连党支部，是重要的基层单位，它在战斗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一方面坚决执行来自头脑（团部）的命令，一方面反馈基层的实际情况给头部；排，设有党小组；班，里面有一两名或者更多的党员，给其他成员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从上到下的党员，有着严格的、自觉的纪律，他们敢于“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就像人体经络中的活序化细胞，虽然跟其他细胞的长相别无二致，但是，他们是积极的、先进的与核心的“细胞”。他们的关系通畅，团队就健康，战斗力就强；他们如果腐败、堕落、关系紧张，就会导致“经络”堵塞，团队就会“生病”，战斗力就会减弱，甚至会打败仗。

与红军相比，白军只有军事指挥系统，没有党员组成的经络系统，所以，他们在战斗中，常常发生“上令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传”的肠梗阻现象。命令是发出了，下级也收到了，就是没有人带头执行，大家都拈轻怕重、推三阻四；中层及下级指挥官，常常报喜不报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上面很难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当官的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当兵的低低在下，唯唯诺诺，上下不通气成为常态；遇到复杂的情况，更是缺乏应有的机动性。这样没有经络系统的队伍，如果遇到另一个没有经络系统的队伍，或许还可以凑合着打一下，一旦遇到象红军这样具备经络系统的队伍，自然必败无疑。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很多，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共产党队伍的“经络”系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得益于毛泽东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大约两年的建军实践。首先，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这是他在总结秋收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毛泽东1928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支部建在连上”的意义在于掌控基层士兵。其次，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中明确提出“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摆正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强调军队是党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逐渐形成了在党的集中领导下“军政双首长”分工指挥的崭新模式；第三，建立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优待俘虏和瓦解敌军。政治工作是自上而下团结和贯穿党员干部的一条红线，逐渐成为红军的“生命线”；第四，在军队中提倡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与军事民主，极大地调动了各级指战员和基层士兵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干部、党员和群众打成一片；第五，在领导机关中倡导“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第六，建立了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标准，要求党员干部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干部比普通党员有更严格的标准，干部级别越高要求越高；第七，推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员干部率先践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第八，逐步形成“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的四维生命型组织。这个结构在井冈山具备了雏形，经过了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已经生长为高度一体化的四维生命型组织。

显然，我在这里将“共产党对其军队的政治指挥系统”类象比喻为人体中存在的“经络”，是综合运用了类象思维、宏观思维、整体思维、模糊思维与务虚思维等象思维，如果从抽象思维、微观思维、局部思维、精确思维与务实思维等体思维来看，是不可能理解上述转化的。让我们继续从象思维的视角做个总结。

从象思维的视角看，如果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整体看成一个由人组成的“生命型组织”的话，那么这个组织基本上由四部分组成，即党（相当于人体的大脑、神经及经络系统）、政（相当于人体的脏腑系统）、军（相当于人体的四肢系统）、民（相当于人体的全部细胞）。为什么是这四个部分呢？因为党没有自己私有的事业，离开了他所领导的“政”，离开了他所领导的“军”，离开了他所领导的“人民”，党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党、政、军、民，是随着党的成长，而逐渐生长出来的一个整体生命，他们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这已经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所证明。

毫无疑问，“党”在整个生命事业体内起着“头脑”作用，与头脑相伴随的有“神经系统”与“经络系统”。神经系统是相当于军事指挥系统，这是任何其他军队都有的标配；经络系统是相当于军队的政治指挥系统，这是共产党军队不同于其他一切军队的独特配置，所以他更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这也为解释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为什么在极端悬殊的敌我军力对比下还能打败对手提供了理由。因为志愿军经过二十多年血战，已经成长为具有完善大脑和经络系统的“战神”（高级生命体）；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过是有着先进武器和单纯军事指挥系统的“机器人”而已，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另外，由党员组成的、从上到下的政治指挥系统（或称“党的领导系统”），类象“人体经络”，还有如下的理由。一、党的领导系统，就像人体经络一样，起到了“联系脏腑”的作用。在党的事业生命体中，联系脏腑，团结各方，靠的是“统一战线”。党的坚强而系统的领导是党的统一战线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关键；二、党的领导系统，就像人体经络一样，起到了“运行气血”的作用。共产党是怎样给整个事业“运行气血”、供应营养呢？主要依靠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并以“群众路线”贯穿上下；三、党的领导系统，也像人体经络一样，起到了“抗御病邪”的作用。党对病邪的抵抗也是分层次的：首先，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党员，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是第一层防线；其次，基层党组织（如连党支部、村党支部、街道党支部等），起到战斗堡垒作用，是第二层防线；第三，各级党组织、各级干部，起到坚强的领导作用，是第三层防线；第四，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第四层防线；第五，党的领袖，集中全党的智慧，是第五层防线。所以，外邪试图颠覆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必须“过五关”，难于登天。从这三个方面看，我们将“党的政治指挥系统”或“党的领导系统”类象为“人体经络系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这样的类象转化有什么意义呢？至少有三条：一，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深入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深邃的中医经络学说。原来不理解的，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更高维的视角，促进理解。即便是专业的中医师，也有必要从这方面重新审视传统的经络学说，以便更好地转化为临床指导思想；三，可以帮助我们在各自的事业中，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借鉴中医经络学说的系统思维，构建我们事业生命体的大脑和经络系统，从而打造面向新时代的生命型事业。

七、反“左”反右，修炼真阳

太极生阴阳。太极是最宏观的思维，是认识的开始，但它没有分别，分别认识事物是从阴阳开始的。这就是毛泽东常讲的“一分为二”，一就是太极，二就是阴阳。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悟得大本大源，从太极上认识了万事万物，所以他的阴阳思想才能够始终不离“太极”，不离“一”，不离生命之“真阳”。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太极上悟道，就不能把握好阴阳，就特别容易在认识事物时走极端，要么“左”了，要么右了，使得阴阳失衡。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如果在太极阴阳上出错了，方向就错了，那么，后边的微观认识就离真相越来越远了。就中医而言，识得“阴阳”是最重要的本领。只有把握好了阴阳关系，诊疗才不会发生大的偏差。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说：“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

阴阳平衡是理想状态。阴、阳因为虚实状况不同，常常偏离平衡态，而形成四种病证，即：阴盛证、阴虚证；阳盛证、阳虚证。怎么治呢？如果静态地看阴阳，常用的治则是阴盛则阳之，阳盛则阴之；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也就是：阴盛去阴，阴虚滋阴，阳盛去阳，阳虚扶阳。原则上似乎没有错，但从实际的诊疗效果看，每每不佳，有时甚至害人。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如果从阴阳互根的逻辑看，四证可以合为二证，“阴盛”就是“阳虚”，可合并为“阳虚证”；“阴虚”就是“阳盛”，可合并为“阴虚证”。如何识别“阴虚”、“阳虚”呢？郑钦安说：“三阴与三阳，病形各殊。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三阴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阳色，为其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此辨认阴虚、阳虚之切法也。”

从宏观上看，如果总体症状表现是“阴色”、“阴象”，即：其人面目唇口青白无神，目瞑蜷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等等，可诊断为“阳虚证”；如果总体症状表现是“热象”、“火形”，即：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潮热盗汗，干咳多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等等，可诊断为“阴虚证”。知道了“阳虚证”和“阴虚证”就是识得了阴阳，可以对症下药吗？还有问题。

证候虽然清楚了，但是导致证候的原因为何？阳虚证的原因是体内的阴气偏盛了吗？阴虚证的原因是体内的阳气偏盛了吗？《火神郑钦安》作者张存悌说：“真阴真阳，原无偏盛之理。元阴元阳，今人之偏盛有兹；世人知水火之有偏盛，而不知是客邪伤正之为偏盛也。”所谓“偏盛”，是指“客邪伤正”而成。阳虚证，“阴气偏盛”不是“真阴偏盛”，而是“邪阴亢进”而损害了真阳；阴虚症，“阳气偏盛”不是“真阳偏盛”，而是“邪阳亢进”，损害了真阴。所以，从扶阳学派看，无论是“阳虚证”，还是“阴虚症”，均可以通过“扶阳”的办法加以诊治。阳虚，扶阳，自然好理解；阴虚，为什么还要扶阳呢？因为“阴虚”只是假象，真正的原因是“邪阳亢进”、“真阳不足”导致的，所以扶持“真阳”，就可以驱逐“邪阳”，从而达到恢复阴阳平衡之目的。

当代扶阳派人物卢崇汉讲得好，他说：“阴虚证为什么少见？甚至说根本没有阴虚证，还有‘天下无阴虚’的说法，这实际上也存在着阴不足的一面。血不足、津液不足，阴就不足了嘛。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怎样解决，这就是技术问题了。怎样用阳化生它，我们就要回到更高的层面上，然后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你的治法才不至于乱。”

“天下无阴虚”，跟“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是一个意思。群众落后只是表现现象，根子还是领导不够先进。譬如，功能与物质、气与血、生与死都相伴而生，按照“阳主阴从”的观点，我们只能强调“阳”，不必强调“阴”——只能强调“功能”的亢进或不足，不必强调“物质”的亢进或不足，物质的亢进与不足是因为功能的紊乱造成的；只能强调“气”的盛与衰，不必强调“血”的盛衰，血的盛衰取决于气的盛衰；只能强调“生”的重要，不能强调“死”的重要，死何时来临取决于生的状态。

“阳”是领导，“阴”是群众，领导为群众服务，“阳”为“阴”服务。“阴”跟群众一样，常常是不确定的，他的“确定”需要领导（或“阳”）来发动与激发。一般而言，任何问题不要责怪群众，而要责之于领导。高明的医生，把“阳”治好了，病就治好了；高明的领袖，把领导干部治好了，群众就好办了。《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中说“阴精所奉其人寿”，即“奉阴者寿”。这句话跟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把人民捧在头上，为人民服务，是一个道理。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长治久安。在人体之内，只有“真阳”负起责任，为“阴精”服务，才能健康长寿。真阳如此重要，所以必须保持充盈。任何损害真阳的行为都不利于健康。

民国大医祝味菊在《伤寒质难》中说：“善养阳者多寿，好戗阳者多夭。阳常不足，阴常有余，此前人所未道也……吾人仆仆终日，万事劳其形，百忧感其心，有动必有耗，所耗者阳也。物质易补，元阳难复，故曰阴常有余，阳常不足。”对于大多数人类而言，体内之“阳”常常是不足的，所以要知道保持和补充；体内之“阴”常常是有余的，所以要知道归零和驱除。宋代窦材在其《扁鹊心书》中说：“道家以消尽阴翳，炼就纯阳，方得转凡成圣，霞举飞升。故云：阳精若壮千年寿，阴气如强必毙伤。又云：阴气未消，终是死；阳精若在，必长生。故为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道家认为，炼就纯阳，是长寿之本。

然而，阳气不足，十有八九。阳衰，是阳虚证、阴虚症等各类疾病背后的真凶。明代大医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新方八略》中解释了“阳衰”盛行的原因，他说：“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向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之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至。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难治......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今天，过着工业化现代生活的人类，如空调、冷饮、熬夜、手机等等因素，给人类“阳气”造成的伤害更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人类大多数疾病都与“阳衰”有关。

至此，我们简单回顾了中医扶阳学派关于“真阳论”的学理来由，比较复杂。下面，我们来看看毛泽东作为大中医，他是怎样在社会革命中灵活自如地运用中医思维的，他的理路和方法要简洁得多，堪称“大道至简”，值得今天医学界及所有从事生命型事业的同志学习和继承。他的道理，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反“左”反右，修炼真阳。

在毛泽东思想中，阴阳观要简单得多。毛泽东的阴阳观就是他的矛盾论。矛盾无处不在，体现了阴阳无处不在。如何平衡阴阳呢？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促进矛盾及矛盾各方面的转化，引导矛盾向着目标前进。这种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就是：反“左”反右，修炼真阳。在毛泽东看来，右倾，就是阳不足、保守、落后、顽固、停滞不前甚至反动退步的代表；“左”倾，就是阴不足、激进、冒险、冲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代表。为什么“左”要加上引号？毛泽东常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右，代表落后分子；中，代表中间分子；左，代表先进分子。这里的左，没有打引号，是“真左”，相当于中医所谓的“真阳”，这种左，是越多越好的，就跟人体的“真阳”越多越好一样。而现实中，许多“左”是“假左”，表现很积极，而实际上是冒险、冲动、机会主义、缺乏理性，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可能给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样的“左”，是“形左实右”，跟右一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因而带上“引号”。

与上述扶阳学说对应，毛泽东反对的右，就是中医所说的“阳虚证”，反对的“左”，就是中医所说的“阴虚症”（或者“阳亢证”）。为了事业的健康成长，就必须既反“左”倾，又反右倾，这跟中医治病“既反阳虚，又反阴虚”一样的道理。毛泽东的反“左”与反右，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也是“中医”之中道，也是他自己说的“人间正道”，“过，犹不及”。下面举例说明。

在思想上，反教条主义、反经验主义。一般而言，教条主义容易“左倾”，经验主义容易右倾。在党的历史上，存在两类干部：一类以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为代表，如王明、博古等人，这类人受过正规教育，书本知识较多，有他们的优势，但也容易产生教条主义。土地革命时期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都是他们制造的；一类没有出过国，也没有读过多少书，在战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他们的经验丰富，但也容易犯经验主义。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工农干部跟着张国焘“南下”四川吃了败仗，就是右倾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思维障碍，佛家称之为“所知障”，也是一种病，如何救治呢？毛泽东的办法是展开经常性的整风运动，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方法，通过批评达到沟通思想、纠正错误、团结同志的目的。

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强调：“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简而言之，教条主义者“左”了，就要向右纠偏，“向实际方面发展”就是纠偏的办法；经验主义者右了，就要向左纠偏，“向理论方面学习”就是纠偏的办法。“左”则右之，右则左之，反“左”反右，平衡左右，这就是毛泽东的阴阳动态平衡法则。

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上，毛泽东也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有所侧重，更注意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因为当时党内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更大。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强调：“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也是毛泽东“重阳”思想的体现，始终在阴阳平衡中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政治上，反冒险主义、反保守主义。冒险主义是“左倾”，保守主义是右倾。怎样判断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呢？怎样防止政治上的“左倾”或右倾呢？必须审时度势，依据敌我双方在天时、地利和人和方面的对比情况，做出理性的估计。这跟中医的“三因制宜”有点类似。

天时未到，地利不适合我而适合于敌，人和不到位，仓促出击，就容易犯冒险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时期，打长沙、南昌、赣州等大城市，包括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都是典型的冒险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在敌战区、国统区发展党的地下事业，不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办法，而采取“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就是冒险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过程中打倒了开明绅士和城市工商业，甚至伤及了中农，也是犯了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

天时已经到了，地利也适合于我方，人和也到位，该出击时却不敢出击，就容易犯保守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19路军，因反对蒋介石的“不抗日政策”而发动了“福建事变”。值此之机，毛泽东建议把红军拉到苏浙皖赣地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样好的建议却被当时教条主义中央拒绝了，他们犯了严重的保守主义错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此时建立国共合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而一些党内同志，却坚持“关门主义”，拒绝与国民党合作，这也是犯了保守主义错误。

关于识别与防止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毛泽东于1948年做了若干总结，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当年“立三路线”的“左”倾，就是基于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前提下骄傲导致的。后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又说：“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一种保守主义。

总之，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了容易产生冒险主义，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危及生命；太慢了容易产生保守主义，轻则贻误战机，重则同样危及生命。长征途中，“三人团”在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后来演变为逃跑主义，差点葬送了中国工农红军与中国革命。幸亏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力挽狂澜，既反冒险主义，又反保守主义，使得红军走上了不“左”不右的正道。

在组织上，反官僚主义、反尾巴主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需要合理的组织路线加以保障。这就要求处理好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官僚主义者，将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上，严重地脱离群众，表现为一种“左”的错误；尾巴主义者，自己的认识落后于群众，丧失了引领群众、组织群众的职责，因而表现为右倾的错误。这两种倾向性都不能领导事业前进，必须坚决地反对。

关于官僚主义。这种主义在中国传承两千余年，根深蒂固，影响极坏，是共产党倡导的新文化的死对头，毛泽东对之痛恨不已，终其一生与之作斗争。1933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刻画了官僚主义的形象，他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提到的命令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形式，也是“左”的错误，必须坚决纠正。

关于尾巴主义。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对“尾巴主义”做了形象的刻画，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借用中医的说法，官僚主义是“阳亢”的表现，发展下去可能成为肌体的肿瘤，因为官僚主义者自私自利，不顾人民群众（细胞）和生命整体的利益，只考虑自己和狭隘集团（器官）的利益，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如果扩散开来，就可能夺去生命；尾巴主义是“阳虚”的表现，发展下去会营养不良，因为各器官缺乏精神，不能主宰，不能引领，不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心不像心，肝不像肝，肾不像肾……，如果发展下去，同样危及生命。

上面，我们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略举了毛泽东反“左”反右思想的若干具体运用。实际上，毛泽东反“左”反右的实践，远远不止这些，正如阴阳矛盾的普遍存在一样，反“左”反右的运动也始终不能停止。譬如，在统一战线中，既要反对“关门主义”、“不合作主义”的“左”倾倾向，又要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只联合不斗争”、“只统一不自主”的右倾倾向。在抗日战争问题上，既要反对“速胜论”的“左”倾观点，又要反对“亡国论”的右倾观点。又如，在与苏联的合作上，既反对忽略苏联经验、盲目排外的“左”倾错误，又反对迷信苏联、依靠苏联的右倾错误。还有，1951年发动的“三反运动”，1952年发动的“五反运动”，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都是对错误倾向的纠正运动。

毛泽东经常性地发动反“左”反右运动，不是他爱好搞运动，而是因为生命型事业本身就是在运动中成长。领导者，就像生命之车的司机，他的手上掌握着方向盘，当车往左偏了，他就往右打方向盘；当车往右偏了，他就往左打方向盘。当车开快了，他就踩一下刹车，让车慢下来；当车开慢了，他就加一下油门，让车开快一些。一切动作，都是为了让生命之车行驶在朝着目标去的大道上。这是领导者不得不做的大事，由不得个人喜欢与否。

毛泽东反“左”反右运动，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而且还在运动的过程中培养了我们民族的“真阳”。反“左”反右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一场伟大修行，修炼什么？修炼真阳。正如道家修炼人体真阳可以羽化成仙一样，共产党领导我们修炼民族的真阳，也可以引领中华民族永垂不朽。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心中的“真阳”呢？那些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共产党人及人民中的先进分子。

在毛泽东领导的运动感召下，一批批英雄模范和劳动模范涌现出来了，如张治国、郝树才、吴满有、王进喜、时传祥、雷锋等等；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涌现出来了，如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江姐等等；一批批忠诚的党员干部涌现出来的，如焦裕禄、杨贵、吕玉兰等等；一批批精忠报国的科学家涌现出来了，如钱学森、邓稼先、孙家栋、屠呦呦等等；一批批群众领袖涌现出来了，如习仲勋、陈永贵等等；一批批元帅将军涌现出来了，如彭德怀、林彪、粟裕等等；一批批治国的领袖涌现出来了，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等。他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真阳”。他们是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运动的大风大浪中修炼出来的。

附录：作者简介

黄东涛，生命型企业咨询师、毛泽东思想传播者、中国化管理探索者、红色心法践行者、生态文明拓荒者。现任中国企业家文化论坛执行主任、大中医生命之道高峰论坛秘书长、北京百丈文化咨询公司董事长、北京龙心苑文化事业合芯人、《中红网》特约作者。清华大学工学硕士、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深造项目顾问。师从当代禅师王绍璠先生、政治经济学家刘永佶先生。曾效力于中国电力技术进出口公司，在新加坡从事项目管理工作多年，先后与日立公司、日本制钢所、日本三井、日本熊谷组、韩国重工、美国布莱克-维奇等跨国公司合作近30个项目。2000年回国后，开始专注研究“生命型企业”及“企业生命化”转型升级的大道，探索中国企业引领世界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从2001年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先后组织“中国企业家内圣外王之道系列讲座”、“中国企业家零项修炼特训营”、“中国化管理思想论坛”、“中国企业家文化论坛”、“毛泽东思想与企业经营论坛”、“大中医生命之道高峰论坛”、“中国企业家深造项目”、“大道之行——毛泽东思想与生命型企业深造项目”等，积极探索中国企业家与中国企业的生命成长之道。二十年来，致力于以中国独创的“使命•道路•方法”，助力中国企业家“接通•转化•践行”，化育中国企业“生根•安芯•注魂”，成就“生命型企业”千年伟业！代表作：《棒喝中国》、《归零——论中国化管理思想》、《学习毛泽东的七颗心》、《人类生态文明之“芯”》、《接通国学与毛泽东》等。

培训课程与咨询顾问领域：毛泽东思想化育生命型企业、学《毛选》悟生道、红色领导力、向党学创业、向党学习 向党而生、学习党史 绽放生命、中共党史六讲、学习毛泽东 打造中国芯、红色心法4.0、青年毛泽东的悟道因缘、接通毛泽东与国学、毛泽东思想与《易经》思想、毛泽东是个大中医、象思维转化、创业修炼、阴阳五行管理、人生方向盘、事业合芯人、禅意人生与心的管理、生命心法等。